后来,村里人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,没有人再找老汪喝酒了,老汪觉得很孤独,最近几年一直在外务工,不怎么回家。
老汪走进屋内,他没有上来就拜年问好,这似乎也不是他的风格。
他双眼发直、行动缓慢,我想这大概是喝酒留下的后遗症吧。
进屋之后,他和大家打了声招呼就挨着炕边坐下了。
他和往常一样不喝酒的时候话并不多,我看到他也没有多说什么,我们之间似乎也并不需要寒暄什么。
老汪用他发黑的手指从烟盒里缓缓地掏出一根烟,自顾自地把烟点着,就开始吧嗒吧嗒地抽起来。
“平平还得在里边待多长时间啊?”
老汪问道。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,被他一问我竟有些烦躁。
“八个月。”
我看了他一眼,长叹了口气说道。
“怎么打仗还能被判刑?”
老汪没有眼力见地继续问道。
我低着头,心想这么多年了这家伙似乎一点长进都没有,又不懂法律又看不出眉眼高低,大过年的,我实在不想和他废话。
我淡淡地说:“犯法还不判刑吗?”
随后,我就催促着宁宁她们快去亲戚家拜年,借着和女儿说话的功夫赶紧岔开了这个不愉快的话题。
我和老汪正说着话,家里又来别的客人了,大伙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了一会,老汪自觉没什么意思,就慢吞吞地回去了,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聊天。
第二天凌晨,屋外传来响彻天际的哭声,那哭声撕心裂肺如临末日一般,哭喊着的人似乎在竭尽全力地呼唤着某个人的名字,那呼喊声似乎能把一潭死水呼唤出一片涟漪出来。
听到哭声,我赶紧穿上衣服和雪莲一同出去查看。
我们两个循着哭声一路小跑跑到老汪家里,只见老汪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崩溃地坐在地上,用手使劲地拽着已经僵硬了的老汪,两位老人发出绝望的